中國現代第一貪8000億【官場生物鏈:“山西第一貪”落馬背后】

來源:大學 發布時間:2018-12-24 04:10:42 點擊:

     侯伍杰發跡軌跡:1945年9月生,山西盂縣人。1966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7月參加工作。20世紀70年代,先后擔任嵐縣革委會組織干事、呂梁地委組織部干部科干事、副科長,地委組織部副部長。1983年入中央黨校學習,畢業后被借調至山西省委組織部工作1年。自此,侯伍杰平步青云――1986年任長治市市委副書記,1990年任陽泉市市委書記、省委委員,2000年1月侯伍杰兼任山西省太原市委書記。2001年9月任山西省省委副書記達到仕途頂峰。2004年下半年,侯伍杰兼任山西省省委黨校校長。
  
  2006年1月18日下午,北京市檢察院代檢察長慕平在參加北京市政協十屆四次會議閉幕式時透露,山西原省委副書記侯伍杰涉嫌受賄案目前正在由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審查起訴。按照正常法定程序,侯伍杰近期將被起訴到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2005年9月30日,山西省人大常委會發布公告,宣布依法罷免原山西省委副書記侯伍杰山西省十屆人大代表職務。而在2004年12月,因涉嫌受賄,構成嚴重違法違紀,侯伍杰被停職并立案查處。2005年11月底,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指定,侯伍杰案由北京市檢察院反貪局偵查。按照正常法定程序,侯伍杰近期將被起訴到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該案發生在相對貧窮的內陸省份,作為山西省第一個落馬的省級高官的侯伍杰,無論從政治學、犯罪學,還是社會學視角對其進行解讀,其落馬都具有耐人尋味的典型意義。
  
  黑社會頭子背后的公安局長
  
  現年61歲的侯伍杰系山西盂縣人,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在官本位嚴重的內陸省份山西,這樣一個副部級干部的倒掉在當地無疑是一場政治地震。
  侯伍杰的案發,最先緣于數年前的山西省黑社會集團案,即黑社會頭子李滿林的落馬。
  李滿林綽號“三馬虎”,1968年3月出生,初中文化。1986年因犯流氓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自1991年以來,刑滿釋放的李滿林糾集社會無業人員先后取得并非法持有槍支20余支,持槍作案15起,致一人死亡多人傷殘。
  2001年12月,李滿林因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被刑事拘留,同月被逮捕。隨后,其黨羽陸續被緝拿歸案。2003年12月15日,被捕兩年的李滿林,站在了太原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庭上接受法律的判決。
  根據法院的認定,李滿林集團所實施的犯罪,在個案中有明確的組織領導和分工,反映出顯著的黑社會性質犯罪的組織性特征。在李滿林集團的拉攏、腐蝕下,少數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警務人員,淪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保護傘,致使該集團有恃無恐,長期在太原地區大肆進行違法犯罪活動。
  可能李滿林自己絕沒想到會被處以極刑,當一審被判死刑后,他情緒失控,隨即供出為自己多年來提供保護、時任臨汾市公安局長的邵建偉。
  這就好比一副多米諾骨牌。邵建偉的案發,最終決定了侯伍杰的命運。
  
  侯伍杰“沾腥”權錢交易
  
  現年48歲的邵建偉,從太原市杏花嶺區公安機關發跡。由于在權錢交易方面非常老道,由最初的派出所普通戶籍警,先后任派出所所長、杏花嶺公安分局副局長、太原公安局外事處處長、太原市杏花嶺公安分局黨委書記、局長(原北城公安分局)。其發跡路線圖是“送錢――得到升遷――收錢――給別人升遷――送錢……”如此循環下去。
  隨著職務的攀升,邵建偉的“胃口”也越來越大。1995年9月至2001年6月,邵建偉在擔任太原市公安局北城分局局長、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長兼杏花嶺分局局長期間,利用干部提拔、調整之機,收受28名民警的錢物共計折合63.66萬元。
  2001年上半年,太原市公安局長一職面臨調整。時任太原市公安局副局長兼杏花嶺區公安分局局長的邵建偉,決定花巨資“競買”太原市公安局局長職位。為確保萬無一失,邵建偉通過兩大渠道同時“攻關”:一條是主管業務的政法系統領導;二是掌握重大人事權的當地主要領導,即時任山西省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的侯伍杰。
  起初,他對身為省委常委的侯伍杰還不太敢直接下重手。他試探性地給侯伍杰送上一塊價值5.8萬余元港幣的“百達菲利”牌手表,見侯沒有拒絕,不久,邵建偉又送上2萬元禮金。他發現眼前的這只“老貓”和別的“小貓”一樣逢“葷”必吃,也就沒了什么顧忌,第三次干脆給侯伍杰一次送上10萬美元!
  “沾腥”的侯伍杰對邵建偉的意圖心知肚明,他“欣然”答應幫助“安排安排”。很快,太原市分管組織的領導以及山西省公安廳的領導都知道了太原市市委書記侯伍杰有意“栽培”邵建偉接任公安局長。
  而此時,有關邵建偉與當地黑勢力不正常關系的反映也通過各種途徑到了太原市乃至山西省的有關領導耳中。
  
  2001年6月,在省委省政府高層的干預下,曾任大同市公安局局長的李連琪被調到太原,任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兼太原市公安局局長。考慮到侯伍杰的建議,邵建偉還是被提了起來,但被調出太原,任臨汾市公安局局長。李連琪入主太原市公安局后,群眾的舉報信紛至沓來。其中的焦點,都是反映李滿林及其黑社會集團問題的,還有些信件反映李滿林的“保護傘”就是邵建偉。同年9月,侯伍杰卸任太原市委書記一職,升任省委副書記。
  邵建偉、侯伍杰的調離,加速了李滿林集團的滅亡。在李連琪的領導下,太原市公安局很快查清了李滿林集團的罪惡勾當,并于2001年12月將其逮捕歸案。
  
  “買官”局長“咬出”省級高官
  
  李滿林集團的落網并沒有讓邵建偉感覺到末日來臨,此時靠侯伍杰買得臨汾市公安局長的他,正在日日夜夜地計算他的“出入賬”。既然花了百萬元買得此官,總得讓這個官位為自己贏得幾倍甚至十幾倍的利潤才行。因此,他整天都在想著如何賣官,如何尋租獲利。正如山西省陽泉市人民檢察院在起訴書中所認定的,邵建偉利用職務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62.6萬元、1萬美元和價值29萬元港幣的5塊高檔手表,他還以競選太原市公安局局長需要資金為由,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總共涉及贓款折合人民幣480萬余元。
  不過,邵建偉按規定也可以獲得減刑,因為他確實有“立功表現”。正如起訴書中所說:“被告人邵建偉歸案后揭發他人犯罪行為,經查證屬實,屬重大立功行為,可以減輕處罰。”
  所謂的“揭發他人犯罪行為”,主要是指揭發侯伍杰這一情節。
  有意思的是,正如李滿林在獲知自己被判處死刑后,憤怒地咬出了邵建偉一樣;在被起訴之前,邵建偉也同樣毫不留情地咬出了侯伍杰。
  而被“雙規”和逮捕后的侯伍杰不僅承認收受過邵建偉的賄賂,還陸續交代出了收受其他人的禮品的其他犯罪事實,由此牽出更大范圍內的大小官員落網。
  
  “帶病升遷”與 “反腐倡廉”
  
  侯伍杰的落馬暴露出官員官場表現的兩面性:邊“帶病升遷”與邊“反腐倡廉”。
  其實,早在1995年侯伍杰任山西省省委宣傳部部長時,針對他不利的傳聞開始盛傳,針對其個人的舉報也未中斷。在其擔任太原市市委書記的時候,關于其經濟問題的舉報信就紛至沓來。由此,侯伍杰是“帶病升遷”的典型。
  耐人尋味的是,侯伍杰在擔任省委副書記主管意識形態期間,曾多次在各種場合高談“反腐倡廉”,給許多人的印象是侯還是比較注重廉潔的。例如,2003年12月21日,侯伍杰對山西大同市考核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落實情況進行調研,在聽取了當地黨委匯報后,侯在講話中專門強調指出:“要充分發揮好紀檢監察部門的職能作用,積極研究和探索新時期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的新思路、新方法,通過大要案件的查處,總結經驗,完善措施,改進工作,使腐敗現象真正從源頭上得到有效遏制。要加大宣傳教育力度,廣泛吸引社會各界關注廉政建設、支持廉政建設、參與廉政建設,在全社會形成強大反腐合力,不斷把反腐倡廉工作引向深入。”而其時,正聆聽指示的各級下屬哪里知道,侯伍杰的手腳、靈魂里早已沾滿了銅臭。
  2004年7月17日下午,在收看了全國打擊淫穢色情網站專項行動電視電話會議之后,山西省立即召開會議對此項工作進行了安排部署,侯伍杰代表省委提出四點要求:“一、要充分認識這次專項行動的重要意義,把思想統一到中央的決策上來。它聯系著千家萬戶,影響子孫后代,必須抓緊抓好。二、明確工作任務,狠抓大要案件的查處,建立長效機制,把網站辦成傳播先進文化的新陣地……”
  但是,讓各級下屬想不到的是,早在1995年侯伍杰在北京就曾因為嫖娼被北京警方抓了個正著。堂堂主管意識形態方面工作的省委副書記犯如此低級錯誤,實在可笑。更讓人驚嘆的是,后來,他竟然還當上了培養黨的干部的山西省省委黨校校長!
  平時,侯伍杰還經常發表一些反映黨風廉政建設的文章。比如,由中央紀委、監察部主辦的《中國監察》2002年第9期,就曾發表過侯伍杰題為《掌權人要有過硬的素質》一文。
  現在看來,文章本身沒有錯,錯在他沒有按照文章中說的去做,因為他自己的“素質”也的確沒有“過硬”,因而未能繼續“掌權”。
  
  落馬背后的“官場生物鏈”
  
  近年來,隨著國家法治建設進程的加快,以及反腐力度的不斷加大,官員落馬已不是什么新聞。然而,與此相伴而生的是,“牽出”成了一個出現頻率頗高的特定詞匯。
  很多官員落馬,并非是自身出現問題而受到追查,而多半是由其他案件“牽連”被發現的。而且,越是位高權重,這種“牽出”的比例就越大。譬如郴州市李樹彪案,如不是因為李樹彪境外豪賭被發現,其貪污的千萬住房公積金的事實也不致暴露。再如官煤勾結,如不是煤礦安全事故頻發,這一利益鏈條依然會很牢固。
  就個案而言,無論用什么樣的形式,貪官的落馬都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但從整體法治環境來說,越來越多的貪官是被“牽出”的這一現象,是令人遺憾甚至悲哀的。因為“牽出”,就意味著他們事先并不是調查的重點,他們的落馬不是多行不義而產生的一種必然結果,而是由于“多行不慎”所引發的,帶有極大的偶然性。倘若侯伍杰在李滿林涉黑案中多做一些工作,多出一點力,法院不判李死刑,李滿林也不致狗急跳墻,咬出曾帶給他巨大利益的兩大靠山,侯伍林也當能安然自保。事態至此,想必侯伍杰也在后悔。
  貪官多被另案“牽出”,反映出的是在官場上存在一種可怕的“生物鏈”。一方面,權錢勾結,生化出巨大的可得利益,必然誘使雙方不計后果,輕易地突破法律和道德的底線,另一方面,涉案的雙方,一個位于權力中心,掌握著資源分配的話語權,一個位于財富中心,可以用金錢無往不勝地疏通各種渠道,這就使他們既清楚利害關系之所在,又有能力擺平各種“障礙”。更糟糕的是,無論侯伍杰還是韓桂芝、馬德案,所暴露的是,某些地方官場已經形成可怕的“官場生物鏈”――一個官員落馬,往往導致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大面積的官員落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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